法语翻译公司了解到作为一名英语爱好者和学习者，对于翻译一直是又爱又恨：每当优美精练的文字从自己的笔下或口中流淌而出时，心中的欣喜自不必说；而当读懂了原文却无法精确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，生气、懊恼、无奈之类的感受齐上心头。
     翻译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，但有时也十分有趣。比如有人把the Milky Way（银河）直译为“牛奶路”，把the apple of my eye (珍爱物；珍爱之人，宝贝) 直译成“我眼的苹果”；把“Every dog has its day.”译为“每只狗都有它的日子”（正确的译法应为“人人皆有得意之日”）。这些译者惟恐译文失真，有违原文作者的原意，所以翻译时完全采取词对词、句对句（word for word and line for line）的死译方法，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为数不少，如中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（约230-309）、15世纪德国翻译家尼古拉斯?封?维尔 (Nicolas von Wyle，生卒年不详)、近代的美国作家赛珍珠(Pearl Buck, 1892-1973)等。另一种极端的翻译方式是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原则，一味以译文读者的口味为准绳，完全采用归化的译法，或是完全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而让译文归化，有时甚至不惜曲解原作，如把“When Greek meets Greek,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.”译作“张飞杀岳飞，杀得满天飞”（正确译法应为“两雄相遇，其斗必烈”），把Solomon (所罗门，古以色列国国王大卫之子，以智慧著称) 意译成“诸葛亮”。中外翻译史上持这种原则的翻译家同样不少，如三国时期的支谦和康曾会、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、古罗马的西塞罗（Marcus Tullius Cicero, 公元前106-43）、贺拉斯（Quintus Horatius Flaccus,公元前65-8）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家。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尤金?奈达（Eugene Nida）早年提出的以读者的反应对等的原则基本上也是以读者为取向的。这两种翻译原则流传到今天就是所谓的“直译”和“意译”说。“直译”和“意译”作为两种具体翻译方法完全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（如直译常用来翻译科技文献等作品，意译常用来翻译广告、影视等文本），但如果将二者当中的任何一个视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先进原则，显然是过于一定化，难以指导出好的译作来。
　　翻译之大成者,在于没有斧凿痕迹,未必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,但仍要翻得既符合原文（或是发音，或是意义），又符合本文化的习惯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。比如：美国小说“Gone with the Wind”，直译是《随风而去》，早的中文版本书名译为《飘》是极其出彩的，不仅与Gone with the Wind的意义相符，而且简洁、生动又雅致。这本书的另一版本译为《乱世佳人》，相对而言比较通俗易懂，与小说的内容贴切，所以也被国人广泛接受。另外出名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了，原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“coca cola”，经过译者的妙笔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可口可乐。与之同一时代出炉的另一种产品的译名也是经典，那就是“席梦思”。据说是一种品牌名为“Simon’s”的床垫产品进入旧中国的市场，销售方进行了一次译名征稿活动，“席梦思”便是脱颖而出的佼佼者：它不仅贴近“Simon’s”的读音，又让人一看便与睡眠、好梦联系起来，既文雅美妙又令人浮想联翩。现在的中国人熟知的许多外来货中不少都有精彩的译名，以汽车为例，“BENZ”，港译“平治”，实在无法与我们的“奔驰”相比。奔驰，涵意于音，一听就是好车。日本的“LEXUS”，现在音译成“雷克塞斯”其实是一败笔，远不如原来的“凌志”；通用的“HUMMER”翻译成悍马倒还真不错，够强悍够威风；瑞典的名车“VOLVO”港译“富豪”，发音有点相近，寓意不错，国内叫“沃尔沃”则逊色许多，这纯粹是北京人的英语发音。
　　时尚人士喜爱喝咖啡，速溶咖啡的可靠品牌瑞士的“雀巢”也算是出色的译名了，要被叫做“鸟窝”恐怕问津者就不多了吧。而美国的“麦氏”咖啡有一句出名的广告语：“Good to the last drop”，（直译是“到后一滴都美味”）意思很平常，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把它变成了“滴滴香浓，意犹未尽”。类似的广告语还有“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”，它的原文只不过是“A diamond is forever”（直译是“钻石是永恒的”）。把平常的一句话转化成诗，这也是英译汉的魔法吧。
　　再来欣赏几部电影的译名：My Fair Lady－《窈窕淑女》，改编自肖伯纳的话剧《卖花女》，原名《匹格梅梁》（Pygmalion），Pygmalion是罗马神，为塞浦路斯国王，热恋自己雕刻的少女像。爱神维纳斯被其诚心打动，施法将雕像变成活人与Pygmalion完婚。肖伯纳借名以喻剧中的教授。